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毋宁是，自从接触并了解到了斯宾塞-布朗的形式理论之中，卢曼终于找到了自身理论最抽象，也最简洁的表达方式[19]。
虽然许多矿商和区块链投资者和公司都在这两个国家，但两国监管机构都决定禁止ICO。区块链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天然投票系统，包含了更改验证程序集或更新其自身规则所需的一切逻辑，投票结果亦可自动进行，链上投票机制自然成为区块链生态系统的首选治理机制。
二是构建保护多元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框架。而数字货币的自动化技术设计和去中心化的性质、主体的多元性和易变性，使其难以对单个责任方实现监管，促使人们转向多元非中心化的治理方式，以期满足现实新型金融创新活动之需。另一方面，应邀请立法者、监管者、学者和区块链推动者一起创建研究小组，不论认定数字货币的性质为何，都应不遗余力地采取反欺诈措施以保护投资者。它既可以在链上更改协议基于规则和投票的机制，并将其嵌入到协议之中，也可能在治理中增加新的利益相关者，本身就具有脱链治理能力，如以太坊基金会召开会议帮助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协议。数字货币的交易场所作为关键节点最需要重点监管，而非只是关注单个用户、矿工、矿池管理员或软件开发人员，因为用户都需要在大型交易场所注册，并由其收集身份证明以及用户交易数字货币的信息。
对此，本文拟从私人数字货币一级市场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的两个层面，剖析各国私人数字货币ICO和数字货币交易场所监管实践及其政策权衡。另一方面，通过公私平台间的合作及其信息共享，帮助创建不可更改和可追溯的记录，与独立审计师和监督者等实体共享，从而降低私人数字货币平台的合规风险，更有效地保护数字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利益，并反过来促进整个数字货币市场的健康发展。但实际上，这种功能定义也存在陷入套套逻辑(同义反复)的危险。
但是，卢曼再一次深刻指出，法律所解决的冲突，其实并不一定是原本问题所系的冲突，它也可能是法律自己建构的冲突?[1]180。从作为全社会的功能系统的分出角度而言，法律系统只能承担一项功能。法律的期望模式既不取决于主权者的任意，也不取决于社会便利性，而是在法律系统中被反身性地给定。但卢曼认为，功能丧失其实是一种视觉假象[1]176。
法律让人们可以事先知道，哪些期望可以获得社会的支持，哪些期望则不行。而在现代社会，调解程序附着于法律的功能而存在，即让规范性期望获得稳定化。
当规范投射不断增加，而且变得无法协调，对规范性期望的规范性期望的简单反思性，就无法再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。政治也需要运用法律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使政治力量发挥的途径变得多样化。法律系统将诸多期望规范化，正是借助规范的设置来实现的。五、法律与政治的分野 (一) 法律与政治的功能分化 卢曼认为，法律与政治的分化，是规范形式带来的最重要后果之一[1]173。
参见：参考文献[1], 第191页。当社会沟通中明确出现期望，出现对期望的期望，社会沟通的时间意识和时间问题也就开始呈现[1]152。此时，就必须依靠一个在法律上组织起来的决断系统的分出，发展出一套由正式有效的现行规范所构成的法律网络[1]183。而法律系统的唯一功能，就是通过规范性期望的反身形式(对规范性期望的规范性期望)，形成特定的时间拘束，从而成为社会重要的信任机制。
易言之，无论环境做出什么选择，系统都会按照预先勾勒的规范行动，从而维持它的稳定状态?[1]167-168。它在法律系统内部，实现了对规范化的规范化，而最典型的就是程序规范的规范化[1]169。
六、法律功能与法律成效之辨异 (一) 法律成效：行为调控与冲突解决 传统法理学和法社会理论，经常会把法律功能界定为一种社会调控的形式。所以，法律功能实现的是规范的可贯彻性和规范投射的稳定性[1]160。
换言之，对未来的时间拘束，存在着许多功能等同项，它们在古代往往混合在一起，而这种混合形式，要直到现代功能分化社会才被解除[1]164。所以，法律功能是针对全社会系统的功能，法律解决了全社会系统的特定问题[1]152，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法律系统，解决了全社会系统的特定问题。所谓风险，是指在权衡各种不利后果出现可能性之后的决策[1]165。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，成效则不具有唯一性。但是，决断系统的分出，在实践中会呈现双重效应。法律的功能就是法律对全社会的功能，这样一个自我循环的套套逻辑，可以通过引入一个比法律更为抽象的概念来展开[1]152。
在日常生活中，常态性期望与规范性期望相互结合，提供着期望的稳定性。在部落社会和农民社会，由于不存在形式法律和独立法院，法律问题经常被带到争端调解的程序中[1]181，它首先涉及的是生存需求和贯彻执行能力的问题，而不是简单的分派法和不法的二元价值?[1]182。
冲突是不可避免的，一种规范投射对抗另一种规范投射，这些问题始终保持开放性和不可预见性。其五，法律解决的是时间拘束问题，但也同时带来了社会性问题。
即当社会系统处于冲突状态，就需要法律系统的启动[1]180。参见：参考文献[1], 第187页。
卢曼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法律当然具有社会相关性，但法律的功能则不在于社会整合[1]153。法律是一种规范性期望，法律采取了一种不学习的反事实性的态度，即使期望失落，法律仍不改变对这一期望的坚持，从而反向达到对未来的时间拘束的功能[9]。七、结语 卢曼有关法律功能的论述，充满了深刻而独特的洞见。即法律功能是对行为的调控以及冲突的解决[1]179。
而在卢曼看来，判断免疫系统是否存在的唯一判准就是，新的解决方案是否缩小了新的感染概率，或是缩短了处理此种感染的时间[1]183。政治系统运用的是权力媒介[1]173。
为了确保法律系统的时间拘束功能，就会要求支持一种特殊的规范性期望，但由此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：一方面，这些期望未必符合实际。虽然每一个沟通一旦发生就随即流逝，无法持续，但却可以通过赋予沟通以结构价值从而将沟通事件关联起来，从而促成具有时间拘束效果的系统的持续自我更新。
但在卢曼看来，自然权利其实只是一个过渡性语义，它指代的是无法以政治手段来控制的法律运作逻辑，而一旦实证法的概念出现，这个过渡语义也就式微了[1]174。要判断一个规范性期望是否具有法律的性质，就要对由它制造的状态所形成的递归网络进行观察。
参见：罗斯科·庞德.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[M].沈宗灵, 译.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0:25。其四，法律是规范性期望的反身性形式，是对规范性期望的规范性期望。参见：参考文献[1], 第193页。法律的功能模式既不取决于主权者，也不取决于社会，而是在法律系统中被反身性地给定。
涂尔干笔下的失范，实际代表的就是期望的不确定性。当然，卢曼认为，法律通过对规范性/事实性这区分两面的观察和选择，始终也对两者过渡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状态[1]159。
参见：参考文献[1], 第188页。卢曼在这里发现了时间。
与传统法理学的理解不同，卢曼特别强调行为调控并非法律的功能，因为事实上，对行为的调控，存在着法律之外的诸多其他功能等同项[1]160。在传统法理学中，法律的功能定义，经常是以如法律功利主义，或各种以满足特定需求为导向的理论出现[1]15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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